脚下的土地，实际上就在那一场大疯子给的烤栗子里。

那时候的冬天，比死人还难熬，连怕冷的狗都裹成了粽子。我们这群人，就是在那个比炉膛还冷的日子里，被风一吹，就顺着电线糊上去的。 画面里的大爷，穿着那一代最土的大褂，领口松松垮垮，像没系紧的扣子。他的左眼上盖着半截棉花，右眼被麦秸糊住了，可眼神还是直勾勾的，盯着那支枪筒子，越看越顺眼，越看越像根救命稻草。他手里捏着那把二战流行的半自动步枪，枪身是那样锃亮，像是刚从雪地里刨出来没擦干净利落。可我知道，那上面沾着多少血？哪位敢告诉你？ 他蹲在那儿，三脚猫似的把枪往大腿上挂，然后转头问我：“这玩意儿咋用的？”我跟他讲操作，他听得云里雾里。大约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在等，等那个叫“日本鬼子”的红色身影，带着满嘴的臭气，骑着辆发不动的破脚踏车过来，然后像找一块失落的拼图似的，猛地一裹，把咱们的防线撕开一道大口子。 你看那棵树，就是当时最硬的钉子。年轻的时候，它还是高加索的劲旅，趴在地上硬抗着敌人的炮火。

后来啊，它倒下了，那是真格的，但也没倒。我们就像那棵树的根，死死缠在一起。有个叫李白的叔叔，瘦得跟根竹竿似的，背上的疼得他直不起腰，可他在机枪上坐得纹丝不动，枪管里冒着白烟。几个敌人冲过来，他连哼都没哼一声，说啥“你打不着我，我打你”。他后来走了，没带半块肉，全被敌人扔进了泥坑里，那双还带着激情的手，把敌人的士兵都拔下来了。 还有那个叫雷锋的叔叔，比雷锋早了三十年。

那时候他还在叫“班长”，后头加了个“大”字，成了“班长”。他和敌人干斗了三天三夜，最终没死，胜了。

可是人家走了，把身上的衣服撕成了条，放在地上。

后来有人看到，捡上去了，说“别捡，那是兄弟”。 再后来，就是那帮真正的大疯子来了。他们的脸都变了，从那个粗线条，变得高挺、尖酸，带着那股子阴冷的算计。

那时候的工厂，烟囱冒出的烟，是带着火药味的。机床在轰鸣，机器人在转，可他们的血都流得干干净利落净，像刚下过一场暴雨。 那晚的大雪，把世界都封死了。连空气都凝固了，像胶水一样。我们这群人，就在那胶水里，被一点点糊住了。有个叫赵一曼的老妇女，死在狱车里，她嘴里念叨的，全是那些把咱们糊住的小鬼。她说，那些鬼子，打着鬼子的旗号，实际上是为了让咱们中国人都受点苦。可他们知道啥？咱们中国人，骨子里那股子骨头，那是比铁还硬的。他们想糊住，可糊不住。 你看那根电线杆子，那就是咱们的脊梁。上面站着的，有十几个人，都是那种愣头青，把生死的界限都忘了。他们把枪递给那根杆子，自己拉着它往下走。杆子倒了，他们没哭，只是说“走，咱们回家”。 后来啊，战争终止了，和平回来了。和平是建立在那些枪口上，建立在那些没领到药，却把子弹抢回来的骨头上的。

你看那根电线杆子，别看倒了，但上面的影子，还在墙上刻着。刻着的是，咱们中国人，压根儿没有被糊住过。

哪怕是一瞬间，哪怕是一丢丢，咱们骨子里那股子冲劲，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，那是刻在肉里的，比钢还硬。 你看那棵老树，别看倒了，但它留下的痕迹，还在土里。

那些被糊住的人，就像那棵树一样，别看没站着，但根扎得深，叶子绿得亮。他们把身体交出去了，却把魂儿留在了这里，留在那片被风刮过的土地上。 这就是抗日战争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脊梁。